第一百零一章 平静

　　刘聪派兵奇袭茅津的事情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　　战场上很多事情就这样，我定下一个战术意图，然后争分夺秒实施。成功，那也就成功；失败了，也不奇怪。
　　很显然，刘聪的战术意图失败了。
　　百里奔袭茅津的五千骑兵，最后只跑回去了一千六百骑。
　　当天夜里，又回来两百骑。
　　十月出师是早就定下的事情，五万骑兵、十余万步兵，浩浩荡荡，攻克洛阳是最低目标。
　　楚王为先锋也是早就定下的事情，毕竟大汉宗室里就没几个打仗打得好的。
　　楚王刘聪是一个，始安王刘曜是一个，汝阴王刘景也算一个，但后两者都不是陛下息子，这中间还是有差别的。
　　范隆其实不太赞成刘聪当先锋。
　　大汉军制与晋国不同，素来重骑兵、轻步兵，先锋都督定然统率骑兵，可谓掌握着全国精锐。
　　刘聪一旦当先锋，那么从匈奴本部、汉军、羯众、乌桓、河西氐羌、鲜卑诸部以及代北杂胡总计数十万众里面挑选出来的五万精骑，可就要交到他手里了。
　　刘聪的性子，只能说有好有坏。
　　范隆很是担心，一旦他在洛阳城下受挫，该撤退时，却怎么都不肯撤退，甚至驳回天子的旨意，非要打赢才肯走。
　　将不因怒兴兵，这是最基本的事情。
　　楚王聪可不一定做得到啊。
　　“既有天子诏命——”刘聪说到这里时，顿了一下。
　　王弥站在一旁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。但现在他也没任何办法了，好在本钱没全部折光，从头再来吧。
　　呼延攸又神气了起来，冷笑地看着他。
　　天子又怎样？若无呼延氏支持，天子也坐不稳这个位置。
　　刘聪这人，打仗不是大胜就是大败，还说不得了？
　　“那就撤兵吧。”刘聪艰难地说出了后半句：“不过——”
　　范隆、呼延攸的心又提了起来。
　　“可遣骑军一部在弘农城外埋伏，如果垣贼出城来追，或可杀之。”刘聪又道。
　　范隆心中暗暗叹气。
　　楚王还是不死心，临走还想捞一把。
　　不过派骑兵伏击，倒也没什么。
　　没伏击到，直接撤走就是，干脆利落。况且，确实也应该防备垣延出城追击，虽然他已经被打得没什么实力了，出城的可能性不大。
　　“老夫只负责传旨，如何撤，殿下自决即可。”范隆说道。
　　刘聪点了点头，立刻传令。
　　片刻之后，正在行军万余步骑开始转向，回弘农。
　　九月初二午后，大军回返弘农。
　　郡城内外一片寂静，仿佛之前惨烈的攻城战都不存在似的。
　　刘聪恨恨地看了一眼城头，“垣”字大旗高高飘扬，仿佛在嘲笑他一般。
　　“撤！”他一甩马鞭，往浢津方向而去。
　　王弥部已经撤了一批至河北，如今留在河南的尚有一万五六千人。
　　接到命令后，陆陆续续拔营，分批过河。
　　残存的四千匈奴骑兵远远游弋，监视着弘农城。
　　若在以往，他们万分渴望敌人放弃坚固的城池，然后在野地里将其围歼。
　　但现在么，却没那么多心思了。
　　连吃两番大亏，心气已经没了，需要时间来恢复。
　　整个撤退过程非常平和。
　　双方好似有默契一般，就此结束了这场持续长达半个月的战争。
　　最后一批匈奴骑兵离开时，将浮桥拆散、摧毁。
　　大河内外，再度恢复了平静。
　　******
　　九月初二，邵勋陪着最后一批撤离的士兵离开了大阳县城，抵达南岸。
　　几乎与刘聪一样，他下令将浮桥一把火烧掉，隔绝南北。
　　抵达陕县后，全军没有休整，直奔弘农。
　　途经七里隘时，他特意停下来看了看。
　　战场已经清理完毕，但依然存在着不太明显的血迹、断掉的箭矢以及遗落在草丛沟壑内的破损武器。
　　“记一下。”他突然说道。
　　亲兵们搬来案几、笔墨纸砚，文书坐了下来，准备记录。
　　“刘聪此人，性子要强、不服输、易怒。”邵勋说道：“用兵风格——”
　　“大胆勇猛，甘冒风险。”
　　“此人打仗只有两种结果，大胜或是大败。”
　　文书笔走龙蛇，飞快地记录着。
　　“刘聪打仗有方略，能一眼看出关键。在他面前，故弄玄虚容易弄巧成拙，四平八稳的战法最适合对付这种人。”即便是敌人，邵勋也不愿过多诋毁。
　　事实上，他对刘聪给出的是中性评价，并没有因为刚刚胜了他就看不起。
　　刘聪派骑兵急袭茅津，确实冒险了点，但战术意图非常大胆。
　　稍稍推演一下就知道，己方主力都在河北的大阳，刘聪发挥骑兵的高速机动能力，袭占空虚的茅津后，将浮桥烧掉，会给邵勋造成多大的麻烦。
　　只不过邵某人打仗一贯四平八稳。
　　离开崤坂二陵时，留李重率数千兵屯驻，把好后路。
　　北上大阳时，又令章古、余安埋伏于陕县西南的七里隘，甚至把具装甲骑都配属给了他们，这也是稳固后路的招数——不指望真埋伏到敌人，只是一手准备罢了，无功而返就已经令他满足了，因为这意味着敌人没来抄他后路。
　　历史上喜欢轻兵疾进的将领多了，有的甚至上了史书，被人称颂赞扬。
　　但轻兵疾进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，胜在出其不意。
　　一旦敌人有了准备，多半成功不了，甚至遭受严重损失。
　　刘聪遇到邵勋，只能说算他不走运，恰好遇到喜欢结硬寨、打呆仗的乌龟流派。
　　如果他遇到的是同样喜欢弄险的将领，说不定就成功了。
　　所以，没什么好嘲笑敌人的。
　　每个将领的性格、风格都不一样。
　　事实上邵勋有时候也想尝试一下刘聪的作战风格，盖因他打仗固然稳，但有时候容易错失良机——有的战机，需要你降低自身安全冗余，冒兵败的风险来捕捉，但他不太愿意冒太大的风险。
　　“分析敌将性格、风格，尤为重要。”邵勋又最后补充了一句。
　　文书记录完毕后，呈递了上去。
　　邵勋看完后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又递了回去，道：“班师后，编入《银枪军战史》。”
　　“诺。”文书小心接过。
　　回去后，还要润色一番，编入战史，日后这都是梁县武学教学时要用到的。
　　大军继续前行，于九月初五抵达了弘农。
　　太守垣延亲自出城相迎。
　　邵勋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人。
　　其貌不扬，矮小粗壮，肤色甚至有点黑，手上有厚厚的老茧。
　　这真的是士人吗？
　　还是说，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的边地士族与中原的士族不太一样？
　　“垣府君做得好大事啊。”邵勋笑道：“把我都骗了。”
　　垣延苦笑一声，道：“若非都督来援，弘农早晚失守。”
　　邵勋看着在远处列阵的千余弘农郡兵，问道：“府君还有多少兵？”
　　“一千六百余。”二人说话间，已来到列阵的郡兵阵前，垣延说道：“本还征集了一些丁壮，匈奴撤走后，便放散归家了。”
　　邵勋点了点头，看着这些屡经战火的军兵们。
　　“邵司马。”
　　“邵将军。”
　　有几名军官情不自禁喊道。
　　“哦？你等——”邵勋仔细看了一眼，有些眼熟。
　　“我等乃东海王国军部众，当年跟着糜校尉来的。”
　　“原来是你们！”邵勋高兴地走过去，拉着手，惊喜道：“见到故人，当浮一大白。”
　　几人都很高兴。
　　说话间，又有十余人涌了过来，齐声道：“参见邵司马。”
　　邵勋看了看，不太认识，但还是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，道：“今晚与君等痛饮。”
　　当年为了西征长安司马颙，糜晃以西中郎将的身份出任弘农太守，带去了一千五百王国军。
　　从关中班师，出任司隶校尉之时，糜晃又把骨干都带走了，留下了千人左右。
　　而今数年过去，又历多次战火，那一千人不知道还剩下几个。
　　垣延在一旁默默看着。
　　在这时候，他才算彻底认识到，这位名满洛阳的鲁阳县公的影响力。
　　真是走到哪里都有他带过的兵啊。
　　跟他说话的这十几人，算是郡兵的骨干军校了，经验丰富。
　　他若想要接手弘农郡兵，大概不会有太多阻碍。
　　与军校们说完话后，邵勋便在大军的簇拥下，进了弘农郡城。
　　入城之时，他问了一句垣延：“匈奴军众甚多，早晚大举来犯。府君可有什么方略？”
　　“邵公可否明示？”垣延说道。
　　“若匈奴集结十余万大军来犯，弘农是守不住的，不如退入宜阳，如何？”邵勋看着他的眼睛，问道。
　　垣延犹豫难决。
　　他是太守，守土有责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，这事难啊。

集中解答一些问题
　　随着剧情发展，刘汉政权的比重会越来越大，有些背景知识的介绍，不太适宜放在正文中，于是发个单章，丰富一下。
　　第一，匈奴的人数。
　　第一卷94章已经介绍过了，曹魏时期大概三万余落，十几万口。
　　那么西晋时期呢？以下仅包括内迁匈奴十九种。
　　开幕雷击——西晋开国那一年（泰始元年265），“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，帝复纳之，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。后复与晋人杂居，由是平阳、西河、太原、新兴、上党、乐平诸郡靡不有焉。”
　　开国第一年就内迁了十来万匈奴人。
　　咸宁三年(277)：“西北杂虏及鲜卑、匈奴、五溪蛮夷、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，各帅种人部落内附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　　咸宁五年(279)：“三月，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　　咸宁五年(279)：“冬十月戊寅，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　　太康五年(284)：有“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”。
　　太康七年(286)：“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几十万余口，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”。
　　太康八年(287)，“匈奴都督大豆得一、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，牛二万二千头，羊十万五千口，车庐什物不可胜纪，来降，并贡其方物，帝并抚纳之”。
　　太康十年（289）：“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”。
　　以上仅仅是司马炎时期内迁的，没算以前“积存”的，也没算晋惠帝、晋怀帝时期被刘渊招诱南下的。
　　有些读者不信，认为匈奴没多少人。
　　我数学不好，有没有大手子帮我计算下？
　　司马炎时期的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：“魏初民少，西北诸郡，皆为戎居，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弘农，往往有之。今虽服从，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，胡骑自平阳、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，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尽为狄庭矣。”
　　看看当时的描述，并州、关中到处是匈奴，并州是相对最集中的。
　　这还仅仅是匈奴，没算羯人、乌桓、鲜卑。
　　乌桓是内迁人数仅次于匈奴的。
　　第二，匈奴的生产方式。
　　匈奴并非没有种地的习惯，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了，但因为草原的环境，只有特定地区适宜种植业，因此规模不大。
　　南迁之后，他们把在北方草原种植的糜子带了过来，作为传统农作物耕种。
　　糜子非常适宜草原的环境，事实上一直到辽国时期，契丹人还特别喜欢种糜子，潢水（西拉木伦河）流域种植业规模十分庞大。
　　当然，他们所谓的种植业，与汉地又大不一样。
　　别以为内迁汉地后，他们的生活、生产方式就渐渐向汉人靠拢了，这可真不一定。
　　唐代内迁至淮西的突厥人，不事稼穑，但以游牧、弋猎为业，整个南阳盆地、淮西到处是赶着牛羊放牧的突厥人。
　　胡汉交融之后，当地风气狂野，造就了大名鼎鼎的“蔡贼”。
　　内迁匈奴、乌桓人是半定居形式。
　　种地时，往往种子一撒，然后就不管了，秋天再来收割，贮藏于地窖之内。
　　这种习惯在后世诸胡中依然有体现。
　　唐代的吐蕃人占领河陇后，在当地种青稞、麦子，是同样的操作方式，播种就完事了，没有田间管理。
　　五代时的奚人“春借边民之荒田种穄，秋熟乃来收获，毕则窖于山下。”
　　甚至到了蒙古人那会，依然如此——“蒙古昔种田，撒种委之去，谓曰靠天收，秋成返刈获。其去非无因，或猎或牧。”
　　种地只是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，让他们能养活更多人，事实上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生产形式。
　　这从他们的食物、衣物上就能看得出来——不种桑麻织布，主要穿皮裘，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、肉类。
　　第三，匈奴的军事。
　　有些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，就是认为兵要一直养着。
　　事实上，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募兵（职业化）以前，中国一直是少量募兵+大量征兵的形式。
　　什么是征兵？
　　就是从地里拉来农民打仗，打完仗解散，回去种地。
　　下次需要打仗时，再把你征发起来。
　　但募兵呢？
　　募兵是有军饷的，有一笔庞大的维持费用。
　　开启大规模职业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时有多少兵？
　　唐玄宗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据摆在那里，光一个范阳镇就九万人，当时全国大约56-60万军队。
　　但请注意，这个时候的军队，并不完全脱产，还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。
　　有书友提到怛罗斯之战，其实高仙芝没多少兵。
　　整個安西四镇，也就两万余兵。
　　他当时应该是挑选了几千或一万兵——不可能全部调走，地方要驻防——然后又征发了“土团乡夫”（农闲时操练的农民）一万余人，凑足了两万唐军（1万以内的正规军+1万多土团兵）。
　　另外，他还征发了蕃部丁壮五万人——葛逻禄、突厥种部落。
　　再回到唐代兵力。
　　到了中唐藩镇割据时期是多少人呢？
　　穆宗、宪宗时期都有宰相汇报，九十九万余人——具体数据我上本书写过，记不清了，99万7千多还是8千多的，精确到了个位数。
　　宰相的正式奏疏，精确到个位数，做不得假，至少兵籍文册上有这么多人，财政预算也要按这么多人来制定。
　　唐三百多州，每个州都有州兵。几个州组成一个藩镇，有镇兵、牙兵。
　　一些重要地点，还有县镇兵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时候士兵们不愿意屯田了。
　　除了少数边远军州，物资转运困难的地方还有屯田现象外，剩下的都是职业士兵。
　　中晚唐一个兵年花费20-24贯石，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最多时3600万贯石——和明清时不一样，中晚唐两税法（以财产多寡计税，不按户计税，有钱的多收，没钱的少收，有点类似清朝的摊丁入亩）时，商税（榷盐、榷茶、榷铁、榷漆等等）最多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。
　　当时唐廷给每个藩镇定了军额，如宣武镇十万人、淮南镇三万五千人、幽州镇五万人等等……
　　数据有据可查。
　　养不活兵的藩镇，中央补贴，这些藩镇一般相对听话，愿意为中央打仗，讨伐不听话的藩镇。
　　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养多少兵费劲这种事。
　　我第一本书正好写大航海时代的，比较了解那时候的内容。
　　首先，那是募兵，即职业士兵。
　　其次，火器时代，花费激增。
　　第三，国王其实没什么钱。
　　英格兰国王为了打英荷战争，把老婆的嫁妆都卖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
　　这些债向谁借的？
　　贵族、教会、银行家。
　　这是东西方国情的不同。
　　军事和外交归国王，国王打仗，贵族、教会不一定出钱的。
　　国王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，或者借债。
　　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给国王高利贷，比如信誉不好的西班牙王室，借贷成本是年利率20%，因此几次破产。从美洲运回来的金银，经常来不及铸币就直接以银条、银块形式拿去还债。
　　另外，西班牙60%的收入，是被王室奢侈花费掉了，并没有用到军事上。
　　好像扯远了。
　　再说回匈奴。
　　胡人政权，你用汉地的标准来衡量就大错特错了。
　　其实胡人政权的征兵形式大同小异。
　　有据可查的契丹，一户出一丁是常态，三户出两丁也不鲜见，出征的人还要自己准备武器和一部分粮食、肉干、奶酪。
　　他们种地后就不管了，秋天才收，中间不需要忙活，反正“靠天收”。
　　男人出征后，女人小孩亦可勉强放牧，维持生产。
　　大发之下，所有成年男丁齐上阵，固然会影响农牧业生产，但负面影响远不如汉人那么大——当然，非到生死存亡时刻，也没哪个首领闲着没事玩“大发”。
　　平时为民，战时为兵，几乎没有维持成本，所以不存在养不养得起这种事情，因为他们就不养兵。
　　胡人正规化建设后，也会尝试组建职业士兵，比如契丹的皮室军，平时就有人供养，不怎么需要干活，专心训练就是了。
　　另外再谈一下组织形式。
　　此时基本是部落、氏族形式。
　　历史上胡人组织形式出现质的提升，是唐代的吐蕃。
　　吐蕃实行“茹—东岱制”。
　　翼长、万户、千户、百户、小将——翼长统领至少一个万户。
　　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严密的组织结构。
　　茹—东岱制下，各级官员管军又管民，以军法治民，组织度非常高。而且军事装备非常好，从中亚、天竺掳掠了大量工匠，有成建制的具装甲骑。
　　说实话，若非吐蕃这种农牧混合国家运气不好，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，估计会很厉害，毕竟安史之乱后，他们深入中亚，与阿拉伯人激战，还经常南下印度抢劫。
　　当然，吐蕃运气也不错。
　　唐玄宗天宝年间，吐蕃连吃败仗，损失惨重，九曲之地尽皆丢失，有亡国之忧。但戏剧性的是，唐朝安史之乱了，吐蕃又活了……
　　吐蕃的制度，与女真的猛安谋克制、蒙古的万户制大同小异。
　　即胡人打破了部落、氏族的藩篱，以一种组织度更高的形式调用他们的人力物力，并且提升了凝聚力。
　　这会的匈奴还不存在这种组织度。
　　最后说一点，算是我的个人见解，不一定对。
　　就总体而言，募兵制是要优于征兵制的，缺点是维持成本太高。
　　不打仗的话，募兵也要领工资，而征兵在家种地，是农民。
　　打仗的话，募兵要领双倍乃至三倍工资——中晚唐防秋，各藩镇派兵到边境，帮助中央守边，朝廷给两份工资，藩镇给一份工资，三倍工资。
　　而征兵打仗，还是没有工资，或者只有极少的赏赐。
　　在募兵制大规模开启前，压根就没军饷这个概念。
　　另外，很多人都听说过“一汉当十胡”这种说法。
　　对，这是西汉年间。
　　到了后来，陈汤说现在不行了，只能“一汉当五胡”。
　　原因是什么？
　　胡人也在进步啊。
　　西汉时中原与匈奴的文明、生产力差距极大，体现在战争上，就是西汉军队武装到牙齿，而匈奴只能武装极少数精兵，绝大多数人居然用骨箭，更别说大规模装备甲具了。
　　另外，当时马具也不行，骑兵威力不够大。
　　东汉时，这个差距缩小了。
　　胡人装备提升了一些，而且出现了能提升骑兵战斗力的马具。
　　到了魏晋南北朝，因为胡人大举南下，差距更加缩小。
　　而且双边马镫、高桥马鞍出现，让骑兵可以借力，在马上做更复杂的动作，骑兵威力暴增。
　　再到唐代，汉人军队的装备优势更小了，这时候怎么办？
　　只能靠武勇。
　　说一个典型例子，唐中宗时在阴山修三受降城，打算修瓮城、马面，置守具，被很多人反对。
　　反对的原因你想象不到：他们认为城池修得太好，会让士兵有依赖心理，不愿出城野战。
　　唐代朔方军六万余人，其实马不多，绝大多数是步兵。
　　胡人骑兵来了，步兵要敢于出城野战。
　　毕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统草原对吧——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个靠步兵称雄的霸主了，奇葩。
　　写得有点散乱，其中一些还是集中回答读者的疑惑。
　　先这样吧，继续码字。